面对经济危机的8大奇谈怪论
2009-4-16信水清流
面对经济危机，我们本来应该收获点知识，但是我看到的似乎奇谈怪论更多，这些奇谈怪论害人害己，我罗列下来给大家看看。
1， 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论
大陆很多工厂是给海外品牌做代工的，于是现在有种说法：因为没有自己的品牌，利润微薄，所以面对危机无法度过。
实际上，在产业链中的分工本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劣之分，从事制造业和终端销售一般取决于公司的长处和所处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欧美国家因为是发达经济体，消费比较强劲，高端的产业发达，那么更多把制造业放在中国，但是不代表中国的工厂被剥削了，只要是自愿的贸易，就不存在剥削的说法。
在危机中大陆血汗工厂的倒闭更多是因为客户订单减少甚至倒闭，欧美品牌同样面临困境，品牌的兼并潮兴起，很多品牌被大公司接收。很多连锁店倒闭，比如Skechers在美国最大的连锁店就倒闭了。
而大陆倒闭的血汗工厂原因是自己抗风险能力太弱，有的是单一客户，客户倒闭所以倒闭，有的是资金链太紧张，订单一下降或者部分货款损失就倒闭。企业不管大小，风险意识都要很高。回收货款的机制要灵敏，不可以因为人情等因素容忍呆帐太高。
品牌销售商看起来零售价和出厂价很悬殊，但是考虑到推广成本、渠道费用和店铺租金，利润不见得比工厂高多少，工厂的竞争大，品牌的竞争也大，每年倒掉的品牌也很多，有的没有倒掉被收购就更多了，很多书生喜欢说拥有品牌如何如何，其实现在欧美汽车公司的品牌都挂在那里卖呢。
工厂如果管理完善，技术领先的话其实也是有实力的，台湾很多代工业工厂就是闷声发大财的。
随着国内消费的成长，国内的品牌其实也在迅速成长起来，比如安踏去年销售是46亿，比2007年增长50%，已经超过佐丹奴了，如果延续这个速度，成为全球一流品牌指日可待。虽然跟耐克的170亿美元年销售额比起来差距很大的，和耐克在中国十多亿美元的销售额已经很接近了。
还有某地官员口口声声说要产业升级，发展高科技，其实技术层面上的产业升级，企业自己早就在做，不用愚蠢的官员来教。对于中国来说，要升级的是消费，而不是产业，民众有消费能力，产业自然就会升级。
现在的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说到制造业的高科技其实已经是空架子了，在我的《国家富强的标准和经济学的狼奶》
（http://chrisysz.blog.163.com/blog/static/285705920081168822442/edit/）一文中，我引用一个美国路由器品牌公司采购员的说法：美国品牌公司（如Apple、Sisco等）对富士康等公司的依赖比富士康对它们的依赖要大的多，因为富士康实际上拥有很多技术专利，品牌公司只有品牌价值和市场渠道，这些被复制很容易，但是隐形的制造厂商却有更稳固的市场地位，比如美国的AST、DEC、Compaq等电脑品牌没有几年就不见了，台商的代工厂却越做越大。
除了飞机之外，美国对中国对中国出口的就是谷物、黄豆和日用品。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很象典型的已开发国家对开发中国家的贸易关系，只是中国在贸易上是已开发国家，美国则像开发中国家。美国在全球获得成功的产业有快餐业——麦当劳和肯德基，好莱坞的电影，饮料——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或者还有NBA，这些和高科技有关系吗？但是美国现在不是在提供物质产品，而是提供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生活方式。
中国在信息仪器和电脑等一类高科技产品上不是提供低价组装商品的环节，而是早已建成在产品价值链的上上下下的竞争都能造成威胁的巨大产业。即使是被本国国有汽车公司冷嘲热讽的民营汽车产业，出口也几乎是每年大幅增长，2006年出口31亿美元，2007年超过50亿美元，而2008年是88亿美元。
所以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背景下，中国的外贸顺差仍然在扩大。
2， 刺激经济论
十大产业振兴的规划出来，不过过了几个月，什么细则都没有，其实经济从来就不是靠政府刺激出来的。亚当·斯密说只要有了低税收、和平和宽松的司法，一个国家达到繁荣不需要别的。政府要做的只要是打破行政垄断，减少扰民就是最好的刺激了。
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以来，所谓的政策其实都没什么作用，四大特区只有深圳成功，那是因为香港的作用，汕头已经从广东第二大城市沦落到省内二流城市的境地了，海南被人称为“经济特困区”。至于第一批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我看大家都说不出来是哪些了，因为这些城市有很多根本没有象人们当初憧憬的那样独树一帜、一骑绝尘。而发展了的城市其实一直在历史上都不错，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被磨去了光芒。
看看这么多年来，西部开发了吗？东北振兴了吗？中部崛起了吗？口号喊完就算了。
3， 危机导致失业论
现在有很多企业裁员，于是都把危机当做失业的根源。
实际上，没有危机，很多公司也是人浮于事，我们公司在大陆没有裁员，原因就是人员控制一直很严格，我们这个部门十几个人，负责每年400万双鞋子的采购，很多同类规模的公司有几十上百人，即使裁员以后还比我们人多。其实，如果一个人在公司觉得自己可有可无的话，最好早点打算离开，别混日子，等到危机来临的时候离开更难找工作。2002年，同事把任正非《华为的冬天》发给我的时候，我们刚刚离开在外人看来不错的工作到了新公司。任正非说“在这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惟有惶者才能生存”的话一直都记得。那时候，格罗夫的书也正流行，有人说书名翻译成《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不对，正确的应该是《只有迫害幻想狂才能成功》，格罗夫、任正非这些成功企业家就是靠时时刻刻的危机感而无往不胜。
除非企业破产，只要是业务核心、技术骨干，甚至普通员工中平时努力的，都不会失业，普通工人中首先失业的除了年纪大的就是没技术，平时不想干活的。
4， 工资成本升高论
在我看来，最没良心的就是说工资上升、新劳动法导致人力成本上升的说法，中国的人均收入在全球100多位，不管是工资的性价比和绝对值都偏低，中国企业可以节省成本的地方很多很多，低工资已经把中国的很多老板养成了大懒猫，他们素质低劣，还藐视大学生，从来不去想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天天想的就是克扣工资，少交社保。
中国的企业负担过重、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处境艰难，但这决不是劳动力成本过高造成的。企业的负担大部分来自政府过重的税收和国际竞争的压力；企业的受歧视也是来自不公平的市场环境。所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负担问题应该去寻找它真正的根源。中国的企业事实上已经享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了，但正腐不愿意通过减税和改革市场体制来应对经济危机，反而要将危机成本也转嫁到最弱势群体身上。这在逻辑上和道德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无论如何，经济危机也不能成为压榨劳动者、向下转嫁成本的借口。
改善工人待遇，鼓励工人通过工厂的工作掌握技术和积累资本，以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源价值，逐步改善我国的人力资源结构。同时促进我们整天哭着喊着要刺激的内需市场，都是离不开提高劳动者待遇的。
5，中国拯救西方论
有关中国经济独立于西方及世界经济从而为亚洲提供缓冲这一顽固的想法更是荒谬。显而易见，中国模式并非像人们想象那么健全百毒不侵。但令人感叹的不在于中国已陷入麻烦，而是证据和数据总是显示衰退是欧美的事。令人感叹的是没有几个专家能预测到中国的麻烦，而预测到中国麻烦的专家不是被斥为无稽之谈就是遭到嘲笑。
欧文哈里斯在2005年写了一篇论及知识分子为何对重大问题的判断总是错多对少的文章。欧文哈里斯在该文中指出，知识分子是时尚的奴隶，羊群心态基本上主导了他们的思维。似乎经济学者和制定政策的专家亦不外如是。那么将中国模式吹得天花乱坠的领头羊又是何方神圣呢？至少这几种人是在内的：
第一类就是那些在吹嘘中国经济奇迹的喧嚣声中获得经济利益的人，这包括从中国经济活动中得益的企业及其策略顾问、在金额以亿计算的交易中赚得盘满钵满的投资银行以及指导客户如何在这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最大市场中寻找无限商机的咨询公司。这当中甚至不乏曾在历届美国总统班子里任职的受人信任的知名人物。还有那个给黑石头公司牵线的香港财政司长，中国的外汇投资公司在黑石的投资帐面亏损了80%大约25亿美元。别说四年解禁后解套，估计我们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解套了。
第二类是颇有心计的为了鼓励中国和平崛起而提倡与中国接触交往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政策制订人及专家。据说接触的好处是可以带来共同繁荣，而一个和平及心满意足的中国会逢迎讨好发达的西方国家。为了达成这样一个远大的政治目标，就没必要斤斤计较中国模式的种种缺陷了。
第三类就是寻找替代西方和美式资本主义之另类出路的形形色色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不满西方政府的人士）。他们天真地相信中国式的权威资本主义,并将北京出现那种毫无异议的共识视作治疗发展中国家混乱、腐败和优柔寡断的良药。很不幸，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是混乱、腐败和优柔寡断（体现在改革上裹足不前）恰恰是中国模式中一直被人们忽略的问题。中国的故事还远未结束。中国最终还是会崛起的，但中国需要采用一个不同的模式来达到这一目标。权威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是穷途末路。胡J涛在谈到200８年时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口气说“2008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很不寻常、很不平凡的一年”。至于2009年，那将是险象环生的一年。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探讨危机的根源还是讨论克服危机的方法，中国都有责任，可是中国人对中国引发危机的说法义愤填膺，对中国拯救危机的说法却非常受落。
6， 通涨和通缩的口水仗
1927年，电话费是25美元一分钟，超过大部分人一星期的工资，通涨和通缩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工业品因为新材料、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还是可能降价的，而和人工成本密切相关的服务业、食物价格则有可能直接上升，如果象国家统计局说的电子消费品价格在下跌的话，那永远都不会有通涨，而如果只看理发的价格，那永远不会有通缩。
经济学对通货紧缩的定义是，物价总水平在低于零增长后连续下降。具体讲，就是CPI连续下降。而货币主义者则对于通货紧缩的定义还要加上一条，除了物价连续下降，货币供应量也要连续下降。以货币主义者的定义，中国现在显然没有通货紧缩。因为在物价下降同时，货币供应量却继续大幅增加，央行副行长易纲提出，我国目前的状况还谈不上典型通缩，因为典型的通货紧缩需要具备“两个特征”和“一个伴随”。“两个特征”是物价持续下降，以及信贷和货币供应量下降，“一个伴随”是指伴随经济衰退，即GDP负增长。如果靠政府之力去推动信贷和货币的增加，明明发电量下降、失业率攀升而说GDP在增长，大部分人是不明白的。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的需求结构不同，比如现在大约一半的年青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的支出就不能不考虑。
7， 农村拯救经济论
我知道中国有句话是“国乱思良将”，不过我们在近代看到的都是“国乱思农民”，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啼笑皆非的发现自己忽然草鸡变凤凰了，昨天他们还是影响城市市容的罪人，让春运不堪负荷而不是好男儿四海为家的恋家小农，盲目流动给城市管理者带来负担的外来人口，甚至被叫兽们总结中国经济落后拿他们素质太低当替罪羊。
可是一夜之间，他们成了拉动内需和安排就业的功臣，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制造商连汽车都要下去，失业的大学生也要去农村当村官和老师，可是怎么从来没有人问过农民需要什么？当他们在想着怎么样回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来看这出精英们自导自演的闹剧？它们真的当农民傻的连什么时候买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吗？它们以为农民真的就会为那几块钱的退税就不考虑是否需要的买这些滞销的东西？
每当经济不景气之时，许多人还是对农村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把农村当成浪漫主义的栖息地、避免社会动荡的大后方。任寿根教授在《东方早报》上撰文说：农民工返乡不是坏事，是中国“三农”政策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政府应顺其自然。农民工返乡有助于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缓解城市就业和其他社会矛盾；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增加中国粮食储备，增强中国在粮食方面抵御风险的能力。吴祚来先生在《新京报》撰文认为：农村是中国经济活力与社会稳定的大后方，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它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又以巨大的空间使劳动力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当然也有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
不管是失业还是天花乱坠的忽悠，其实改变不了农民进城寻找梦想的脚步。短暂旅游中景色如画的田园风光往往欺骗了很多人，外来工罗炼留下的一句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已经充分说明了农民工的穷途陌路。当农村青年习惯了从乡村奔向城市文明的人生路径，也无力摆脱外界评判成功标准的世俗逻辑的时候，打工致富后衣锦还乡盖房开店的佳话，已渐渐让位于天灾人祸频频相连的种种噩耗。
城市化不是给农民的恩惠，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尊重农民的发展意愿，发展规模化的农业，让更大比例的农民——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二代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常住民，他们当中少数成功者已经这么做了，但是不是每个农民工都能成为经商成功的典型，更何况在中国这种商业只有和权力结合才能获得成功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机制支持他们的城市化，那么他们必然成为暴力犯罪的参与者。那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农民工按照沿海地区使用意愿来流动的想法是极端自私的，那些拖家带口进城的农民，也要有一个家，他们的子女要有个地方上学，而且不会天天受歧视，如果正常社会一直把他们当作边缘人，那么政府不管，黑社会肯定会管，他们互相利用，被头目利用，但也得到庇护和帮助。黑社会就是这样长大的，与其把钱增加警力、安装天罗地网的摄像头、让出租屋的主人承担“连坐”的责任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这些手段根本不是管理城中村和那些工业区的方法，而是让骚乱不要扩散到要交管理费的住宅区，这样管理者和社会的“精英”就不在乎了。
在奥巴马的竞选书本《无畏的希望》中，我们看到他本人去参加由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组织的移民入籍讨论会，志愿者们帮助非法移民制定一个长达数年的方案——使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奥巴马告诉那些非法移民“他们与那些150年前来到这里的家庭，那些逃避欧洲的饥荒、战争和顽固的统治阶层的人们，那些可能没有合适的法律文件、没有亲属也没有独特的技能，但心怀对更美好生活向往的人们一样，为着同样的目的来到这里”。
中国的农民工在走向城市的时候不应该象《铁达尼号》的男主角那样走向铁达尼号，电影的男主角去美国只需要一张船票而不需要什么户籍，他的悲剧不过是海上冰川，而今天中国的户籍歧视制度就是撞沉农民工梦想的冰川。
8， 子虚乌有的复苏论
见底是很容易的，见底是不是就代表复苏呢？发展经济不是玩翘翘板，这头下去了，那边就会起来。现在想拉动经济无非有以下几个方法：
一、尽可能保全劳动者饭碗。政府已基本采取了一切现阶段采取的措施，譬如对少减员或不减员企业提供财政扶持，再譬如动员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和“工作分享制”等。
二、以政府项目投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直接拉动内需，并新增就业岗位间接拉动内需；以政府公益投资增加全社会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来减少低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开支，从而将这部分开支用于消费。
三、抓紧偿还各项民生欠帐，尤其在养老保障、失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等三大领域，抓紧编织覆盖全民的三张“低保网”，从而增添底层民众的消费意愿。
四、救急不忘治本，既要致力于活血化淤之迫切，又得痛下决心医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内伤和社会性内伤。
以上四种措施中，第一条非长久之计，企业最终要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竞争力；第二条的效果有几个月的滞后期，效果的大小取决于政府投资的强度和使用效率；第三条看似长远，但决非远水难救近火，而是直接关系到民众当下的信心恢复和建立；第四条目前还没看到有大动作出手。
如果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用凯恩斯主义将会使经济走入滞胀泥潭。新近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格鲁格曼指出，只有企业提高效率，经济才能真正提升，否则，仅靠货币手段不过是中国武术中的幻影移魂之术，总有一天，假面会破裂。如果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没有进展，生产率没有上升，抱着资产泡沫不肯捅破，经济将会在滞胀泥潭中深陷不起。
一个2.5亿人口在国际贫困线标准以下的国家如果要用泡沫来欺骗自己，只能让有良知的人更加绝望。
